我的三个孩子的上学日，是我们家的庆典日。在我看来，孩子走进学校的第一步，认识的第一个字，用铅笔写成的汉字的第一画，才是孩子生命中光明的开启。他们从这一刻开始告别黑暗，走向智慧的旅程。

195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，在那盏祖传的清油灯下，父亲把一支毛笔和一沓黄色仿纸交到我手里：“你明日早起去上学。”我拔掉竹筒笔帽儿，是一撮黑里透黄的动物毛做成的笔头。

我们家有一只破旧的大木箱，乱扔着一堆书。我看着那些发黄的纸和一行行栗子大的字问父亲：“这是你读过的书吗?”父亲说是他读过的，随之加重语气解释说：“那是你爷爷用毛笔抄写的。”我大为惊讶，原以为是石印的。毛笔字怎么会写得和我课本上的字一样规矩呢？父亲说：“你爷爷是先生，当先生先得写好字，字是人的门脸。”在我出生之前已谢世的爷爷，写得一手好字，让我产生了最初的崇拜。

父亲的毛笔字显然比不得爷爷，然而父亲会写字。大年三十的后晌，村人夹着一卷红纸走进院来，父亲磨墨、裁纸，为乡亲写好一副副新春对联，摊在厅里的地上晾干。我瞅着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村人围观父亲舞笔弄墨的情景，隐隐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自豪。多年以后，我从城市躲回祖居的老屋，在准备和写作《白鹿原》的六年时间里，每到春节前一天的后晌，或是遇到造房上大梁、办婚丧大事，村人就来找我写对联。这当儿我就想起父亲写春联的情景，也想到爷爷手抄给父亲的那一厚册课本。

我的儿女都读过大学，学历比我高了，更比我的父亲和爷爷高了。然而儿女唯一不及父辈和祖父辈的便是写字，他们提不起毛笔来。村人们再不会夹着红纸走进我家屋院了。

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，只是比别人多了会写字会打算盘的本事，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，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。他注重孩子念书学文化，他卖粮卖树卖柴，供我和哥哥读书，这些至今依然在家乡被传为佳话。

我供三个孩子上学的过程虽然也不轻松，但比起父亲当年的艰难相去甚远。从做私塾先生的爷爷到我的孙儿这五代人中，父亲是最艰难的。作为一个农民，他失去了对土地和牲畜的创造权利，却拼死也要供两个儿子读书。他的文化意识是我们家里最可称道，却绝非书香门第之类的东西。这才是我们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