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来读蔡锷系列传记，读到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：蔡锷在留日回国、任职广西期间，曾遭人密集诬告。为达到把蔡锷赶出广西的目的，诬告者组织严密、策划缜密、用心狠毒。时年28岁、正踌躇满志要干一番大事业的蔡锷，顿时坠入深文罗织的险恶深渊。

诬告，人性之极恶，往往为满足一己之欲，含沙射影，血口喷人；被诬告者，常常落个遍体鳞伤，心力交瘁。面对诬告，有人两股战战，从此不敢做事，消沉遁世；也有人受伤之余，同流合污，以免第二次被伤害；还有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以诬告对诬告，以构陷对构陷，来个鱼死网破。

蔡锷是如何面对诬告的呢？

蔡锷一向性格沉稳，但这时也难免有些意志消沉，如此努力，却遭受驱逐…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：“唯进取之观念日消，淡退之念头日长，此近状也。讲武堂三月卒业后，决拟奉家母回籍，如能耕钓糊口，不愿作出世想矣。”堂堂“中国士官三杰”之一，立志救国救民的青年才俊，居然想种种田、钓钓鱼打发余生了，可见诬告对一个人的打击之大。

但蔡锷假如真的从此“佛系”，那他就不是蔡锷了。他很快调整好了情绪，恢复斗志。与此同时，上面也派来了调查组，调查结果基本上为蔡锷洗清了罪名。

资料里没有记载诬告者是否得到了惩罚。而被诬告的蔡锷，也到了要离开广西的时候。

蔡锷离开广西前，特地设宴邀请诬告过他的几个年轻人吃饭。这不是“鸿门宴”，而是一堂人生课。

《蔡锷大传》一书中写道，席间，蔡锷告诉这几人：“你们何苦撵我，你们是革命党，我比你们资格更老。你们太年轻，浑身带刺儿，不小心将来难免于杀身之祸。我在此尚可为你们敷衍，我走后你们更须自爱，千万不可拔苗助长。”接着又对他们说，“成大事的人都要有个修养，你们念过苏东坡的《留侯论》吗？所谓‘卒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’，你们能做到这一点，当成大事。”

今天读到这一段，怎不令人感慨万千！

诬告构陷的历史，极其悠久。写下“卒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”的苏东坡，就被人诬告过。蔡锷尊崇的两位湖南前辈曾国藩、胡林翼(蔡锷专门辑有《曾胡治兵语录》，影响深远，曾作为黄埔军校教材)，也被人诬告过。而与蔡锷同一时代、情同手足的辛亥革命先驱和领袖黄兴，同样被人诬告过……人生不是乌托邦，这就是真实的人生。认清了这一点，就会深刻认识到：人的一生，是在不断遭遇问题与解决问题中度过的。蔡锷郁闷过，消沉过，受过伤，但当他结束离开广西前的这场“最后的晚餐”时，已经很坦然了，他问心无愧：“扪心自问，兄之对于广西毫未吃半点冤枉饭，可以质诸鬼神也。”

离开广西，蔡锷到了云南。他不知道，自己即将迎来人生大辉煌：先是在辛亥革命爆发20天后的1911年10月30日，蔡锷作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，在昆明领导了“重九起义”。跟国内其他部分省份在辛亥革命后宣布“独立”，清廷巡抚换个马甲摇身一变为民国督军不同的是，云南“重九起义”战斗之激烈、牺牲之惨烈，被认为仅次于首义的湖北。“重九起义”成功后，蔡锷被推选为都督，年仅29岁。

但这还不是他最辉煌的时刻。4年后，袁世凯称帝，蔡锷设计从北京逃脱，辗转回到云南，他矢志“为四万万人争人格”，领导了护国军起义，亲自率军入川，以弱于敌人的兵力，在饷弹两缺、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，与精锐的北洋军血战数月。最终，在蔡锷的咬牙坚持下，各地从观望状态纷纷起兵反袁，而北洋军内部也因为无法一时击败蔡锷而四分五裂，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，旋即在惊惧中死去。袁世凯死时，蔡锷正率军在四川前线，消息传来，“三军雀跃，万众欢腾”。蔡锷被誉为“护国军神”“再造民国第一人”（孙中山语）。

然而此时的蔡锷，正在走向生命的终点。他逃离北京时已身患重病，却始终坚持带病作战，身体严重透支。蔡锷麾下有一位猛将曾这样伤感地写道：“蔡锷的声音越来越弱，两眼却依然炯炯有光，军服穿在他那瘦骨嶙峋的身上，就像寿衣一样。”这位猛将名叫朱德，他在《朱德自述》中多次深情地提及蔡锷，一生都视其为良师益友。

蔡锷病逝后，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，蔡锷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“国葬第一人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