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“一大”代表，是党的创始人之一。这位中共元老总是把自己视为人民公仆，以党和人民的“老牛”自勉，他常说：“我们的党是为群众利益服务的，如果不为群众服务，还要共产党干什么？”他不仅严于律己，而且对子女及亲友要求很严格，教育他们正直做人，勤奋学习和工作，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殊的要求。

1957年，董必武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。他家本来住在北京钟鼓楼后的一个昔日王府大院里。但是此处离高院甚远，董老考虑每天往返不方便，而且还需要很多人来送文件，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，而中南海离高院比较近，所以想搬到那里居住。中南海提供的房子较为窄旧，但董老并不介意。回到家中，董老征求子女的意见，子女已经习惯在这个王府大院生活，不乐意搬家。董老很认真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，说：“第一，为我一个人，要有警卫排，要烧锅炉，要煤，要人跑这么远送文件，如果搬到中南海，这些都统一解决了，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。第二，我上班太远，要坐很长一段距离的汽车，要用掉不少汽油。如果家在中南海，再到高院上班，近了一半路程，也就节约了一半汽油。我们国家还穷啊。”子女们理解了父亲的苦心，只得同意。

1964年春，董老老家的一个侄孙子去探望董老，也是希望董老能够通过关系或者签个条子，给他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。侄孙子到北京后，董老热情款待，但是也对他约法三章：可以在北京游玩，但不准租用轿车，不准在外面说他与董老的亲戚关系。侄孙子在北京玩得很开心，有点乐不思蜀的感觉。一个星期后，董老要求他回家，告诉他应该投入生产劳动了。临别的头一天，董老给侄孙子准备了一些路费和小礼物，告诫他说：“我在政府里的地位很高，但我们都是供给制，除了个人生活、住宅不成问题外，不能乱开支。你家的困难，主要靠自己克服，实在克服不了的，可以找当地政府。”早就想到董老会这样说的侄孙子赶忙说道：“你没钱给我不要紧，那你写个‘条子’给我，我拿你的‘条子’去找县政府。”董老严肃地说：“那怎么能行？我不能插手地方政府的事，更不能要求地方政府给你特殊照顾，你要相信地方政府会秉公办事的。”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年轻的侄孙子要安心农村工作，任何工作都可以成功，要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，不能向政府乱伸手，更不能向他提出不符合政策的要求。

董老的这一切都体现出一位共产党元老的清正廉洁，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。

（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，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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